在非理性目标下求快，问题会更严重：在上一轮泡沫化的副作用困扰我们之后，还可能叠加性地出现一轮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副作用。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从财政大包干转为分税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在实行分税制几年来出现的问题，怎么来完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6.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36.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像国家电网，是自然垄断，因为它可以保证用电安全，这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房地产业是不是支柱产业还有待考虑。4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而这次专门讲到市场时，讲到了劳动力市场，现在看来这也是个突破，目前已经是很朴素的常识了，但是当时要实现这个突破是很不容易的。33.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三、国家经济主义是国进民退浪潮的思想后台，它的政治负面后果将渐次显现。

在互联网上，当每个人都成为传播者的时候，加入新左阵营几乎是维护身份安全的唯一出路。第一个节点是亚洲金融危机。围绕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公式的争论，最终将中国经济学界自1992年以来的改革理论共识完全撕裂。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中，新产业工人如果不能在主流话语中保持它的地位，那么，未来10-20年，中国社会与政治改革将缺失一个重大条件。

改革事业的微妙转折正是落在2005年这一时点上。（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

但这几年中，对于私营经济来说，却是噩耗频传。二、功能性社会的缺陷在遇到了政策变化后，过早终结了世界工厂模式。新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不是偶然的，它是经济改革失误的一连串放大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房价失控对整个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扭曲。作为民心向背的标志，房价不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政治指标，其所引起的一次次暴力事件已经极大降低了政权和进一步改革的合法性。

凭借最大的人口红利基数和威权政府的双发动机，中国保持了多年的双位数GDP增长，国家经济体量在2010年一举超越日本而直逼美国。另一方面，央企集团在全国划分了垄断地域范围与行业范围后，通过产融结合尝试成为跨地域跨行业的国家财阀，以此获取政治话语权。国家经济主义强势思想使整个经济加速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穷途末路危险。中国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成为全球经济最后的发动机。

华盛顿共识是指1980年代末针对拉美危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第三个节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彼得•德鲁克在其重要政治作品《工业人的未来》中认为，一个社会要给它的工业体系中的每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这样的建构才是合法的。国家经济主义光环下的国进民退还有几重特别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央企行业化的垄断发展，让它在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之外，成长为中国一个新型的第三级政治力量。

2000年代中期，全球商品牛市中，处于资源上游的央企们获得了意外的惊喜，纷纷赚个盆满钵满。当时的语境下，《物权法》的影响力都不能比拟新《劳动合同法》。如果以2005年的改革争论为界的话，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像一个倒V字，前半段是坚持全球化开放思想的市场主义，后半段是退缩至保守的国家经济主义。虽然中央一再声言并出台政策支持发展私营经济，但是在强大央企利益集团面前，私营经济的活力和空间显然被大大压缩和抑制，这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祸端。当华盛顿共识被证明不能拯救拉美时，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2008年两会，东莞造纸大王张茵指出新《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关于用工合同的限制将把大量企业推到越南、印尼、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

当几千万的农民工在中国沿海工业生产带上以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方式劳动的时候，故事的情节已经大转折。在郎顾公案中，只有政治表态才能进入观点阵营。

此理论解释了德国工业革命中功能性社会建设失败给世界带来的战争灾难，也解释了中国东南沿海功能性社会缺失的造成的政治后果，广东乌坎事件中的族群矛盾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轮思想交锋中，新左派逐渐占据了话语权，其政治姿态高于学术姿态。

国企解除社会责任而成为经济主体后，从财政负担变成了财政发动机。随即，张茵的观点在互联网上被唾沫淹没。

最新的标志是，自2000年以来，央企集团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或中央领导人。成全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有三个历史节点。亚洲四小龙在那次危机中终结了神话，但中国却因为朱镕基政府的战略决断而在东亚竞争中翻身。2000年代后半段，楼市这个纠缠着数不清利益关系的炸药包挟持了中国，并产生了大量扭曲的政治与社会后果：民营地产商的原罪、仇富的社会思想、80后的生活困境、农民乡土梦想的破灭、土地产权的理论漏洞、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博弈、政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反精英的互联网民粹主义、楼市泡沫化绑架银行、蜗居时代对中国城市市民的心理与情感损害……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已运行将近20年，双方的财权博弈在楼吃人的运动中反复出现，最终地方以土地财政诉求发动基层政权机器，采取强拆等暴力手段，剥夺普通民众的不动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

那一时间段的改革虽然直到今天仍受到争议，但却使私营经济创变得异常活跃，也使中国经济变得有了活力。可以说，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间的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十年，是改革运动最后实践的十年，也是中国以世界贸易组织(WTO)语法规则参与全球化的十年。

此事件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郎咸平、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的个人争执演变为国企改革的争论，后来上升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对峙。一、房价问题带来的扭曲的社会与政治后果，降低了深度改革的合法性。

但2005年，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中国悄悄上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倒V字走向的转折点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郎顾公案，它无意间拉开了改革之争，也使得新左思潮上位。2007年后，新《劳动合同法》宣告了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终结。

中央地方分税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力并为1998年后的黄金十年准备了政治条件。等金融危机到来后，央企集团与国有金融集团的多重纽带关系使它获得了充足的流动性，其影响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达到顶峰。功能性社会缺失使平均主义梦想卷土重来。把国有企业式用工条件套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正是十几年前中国改革时最想打破的东西，劳动合约的改变确实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走向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在这个改革时间段，农村人口红利的溢出帮助中国成为全球工厂。WTO语法体系则让中国拿到了全球化通行证。

北京共识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最先提出的，他把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而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今天，无论如何评论产业升级与环境问题，中国东部海岸线上的那条地理级生产线都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工业化创造

如果以2005年的改革争论为界的话，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像一个倒V字，前半段是坚持全球化开放思想的市场主义，后半段是退缩至保守的国家经济主义。可以说，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间的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十年，是改革运动最后实践的十年，也是中国以世界贸易组织(WTO)语法规则参与全球化的十年。